灼热的年代

1980年《中国青年》杂志的第五期上，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《人生的路啊，怎么越走越窄……》，以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。这一年，我升入小学五年级，学校为了让我们安心学习，准备应对来年的升中考试，决定取消我们的图画课。这对于一个自幼喜欢画画，且图画成绩一向优秀的小孩子而言，无异于抽薪止沸，苦闷之情可想而知。在我和几个同学力争无果的情况下，我悲观失望，就是带着这种灰暗的情绪，极不情愿地跨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。 然而，就在我感到人生路变得越来越狭窄时，一个新的转机开始了。其实，就大时代的命运而言，这个转机早已经出现，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，到1977年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再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政策，中国社会经历了这一连串大的动荡之后，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我目睹了这些政治风云，并感受到了山乡巨变。但作为一个孩子，真正能够触动我的，并非这些国家大事，而是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。1978年，国家在恢复高考的同时，也中止了中学毕业生下放农村，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。这使得大量中学毕业生开始滞留于城市，与陆续返城的知青们汇成一股青年热潮，刷新了城市的精神面貌。我的启蒙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 毛泽东早就说过“东方不亮西方亮”。我的心理需求与兴趣爱好，在学校得不到满足，自然就会跑到校门外去寻找。那时候，我们家住在机关大院里，同院滞留了许多大哥大姐们。他们有的是回城知青，有的是刚毕业的中学生，因为没有考上大学，又因为当时的招工名额有限，他们只好待业在家。年轻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，社会不提供给他们发光的机会，他们就会自寻出口，去照亮生活。我们院里的这些年轻人，就经常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举办秘密舞会，传阅一些五花八门的“禁书”。我最早知道外面的世界，就是通过这些大哥大姐们。在他们那里，我听到了靡靡之音，看到了喇叭裤、迈克镜，当然也接触到了一些现代派文学艺术，比如“印象派”、“意识流”，以及“朦胧诗”等等。它们将我带向一个新鲜的世界，由此颠覆了我过去的认识，也使我这个妄想少年，从中感受到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。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我儿时流连忘返的那个小聚点，就在我们家属院门口临街的那个位置，天晴之时，总会有一些老人围在那里下棋，不少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也趁机聚拢过来，蹲的蹲，站的站，聚在旁边讲一些外面的故事，聊一些稀奇古怪的见闻。每当我放学回家，都要在此长久逗留，获取小道消息，听取各种议论。在那个资讯并不发达的年代，这成了我们获得信息，沟通外面世界的一种桥梁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西方现代艺术的兴起，得益于他们时常聚会的沙龙。在当时的中国，物质条件相对匮乏，住房更是紧紧巴巴，不可能出现西方式的沙龙。所以，这种街头巷尾的聚集，就成了一种代替西方沙龙的中国参议方式。 原子能的聚集，可以产生核裂变；人的聚集，也容易生出是非。举办秘密舞会，传播市面上的禁书，甚至宣扬资产阶级趣味，这都只是小事。如果聚在一起发生口角和摩擦，进而发展到打架斗殴，就成了收拾不住的大问题。我年少时，就被夹带着参与过几次这样的群殴，虽然事后都被平息了，但它留给我的心理阴影，却永远都无法抹去。不过，这个阴影并不是由来于打架本身，而是群殴之后，赶上了那场不堪回首的“严打”运动。 1983年，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年头，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次激越的反弹。在意识形态层面，是展开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；在社会现实层面，则是发动了一次针对社会治安的严厉打击。我这样一个十几岁的懵懂少年，竟然被两个运动都波及到了，因为偷听邓丽君，我被所在中学处以警告；更为可怕的是“严打”，揪出我们过去打架的旧账，将我们一个已满十八岁的带头大哥抓起来，不久就宣判了死刑。我被学校组织参加了那次公审大会，并目睹了他被枪决的现场，那种恐惧与震撼，令我至今都心有余悸。鲁迅当年在日本仙台观看影片，看到镜头里一群日本兵处决为俄国做间谍的中国人时，无比沉痛，从此弃医从文。我不知道我年少时看到的那个死亡场景，对我的成长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，但我知道，我性格中所具有的某些悲剧因子，与过早地经历这类死亡和痛苦事件密不可分。 1982年，十三岁的杨卫在画画 为了回避动荡的现实，让我中断与过去那段不安岁月的联系，1983年“严打”之后，父母给我转了学。他们先是把我转到当地农村的一所中学，后来还是嫌那里离我原来的玩伴们太近，干脆又把我远送千里之外，安排到我父亲的老家山东去读书。但不管转到哪里，我都无法再走上学习的正途，因为心早已放飞，转到哪里，我就会野到哪里。无奈之下，我父母只好又把我接回了家。几番思量之后，他们从我对绘画的兴趣中看到最后一丝希望。于是，他们便帮我请了美术老师，试图通过让我坐下来安心画画，拴住我这匹脱缰的野马。这样，我才被自己的兴趣所降服，不知不觉地戴上了一个学习的紧箍咒，走上了艺术的取经之路。 1985年，我考上了我们市里唯一一所职业中学的美术班，开始接受正规的美术训练。时正值“85新潮”迭起，思想解放运动的洪流势不可挡，再次成为了大时代的主旋律。我在家乡小城，通过家中订阅的《美术》、《中国美术报》等一些报刊杂志，了解到这些现代艺术思潮，不免也随之蠢蠢欲动起来。我还记得那会儿，我和几个同学还组织了一个趣味性小团体，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一些与学校无关的艺术话题，我甚至还跑到校外，跟一些社会上画画的朋友一起搞过所谓的“行为艺术”。不过，那都只是昙花一现。因为地处边远，加之青春年少，我们的“艺术”并未能引起外界足够的注意，慢慢地，也就变成了自娱自乐，全当只是青春期的一种自我发泄了。 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的青春期，幸亏是有了艺术，它让我不安的灵魂有了归属，激情有了释放的出口。当然，我的青春期也会有焦虑，也有许多灰暗的时候。有一种灰暗，就是艺考后的落榜，简直就是世界末日，看什么都失了颜色，干什么都索然无味。其实，早在1984年，我就踏上了漫长的艺考之路，连续几年每到开春，我都要辗转多地去参加考试，虽然几年下来均是名落孙山，但考学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。古人云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知道的许多人生道理，确实是从行走的过程中听到、学到，和体验到的。读书是学习，行走是消化，抑或也可以反过来，行走的过程是了解，读书是再次沉淀。总之，行路与读书，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两条腿。 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艺考，是1986年到长沙参加考试，倒不是考试的过程有什么惊奇，而是我在参加考试期间住在我姐的一个同学家，在他那里受到了强烈的思想冲击。我姐的那个同学姓高，是一位很反叛的画家，曾和我姐在上海的一所中专同过学，但因为不满于那所学校的教学质量，中途辍学，回到长沙当了一名职业画家。那时候，他在长沙还专门设有画室，1986年我考学时，就住在他的画室里，住了有整整一个星期。那一个星期里，我与他同吃同住，听他讲了许多我前所未闻的人文知识。关于叔本华、尼采、萨特等人的思想和学说，我最早就是从他那里得知，并有所了解的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向我推荐了当时非常盛行的“走向未来”丛书，并借了一本台湾版弗洛伊德的著作《梦的解析》给我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后来从艺术创作转到艺术批评，最初的知识积累与思想启迪可能就是在这里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打开了我少年的心扉，使我对人生的理解有了层次，也有了深度。 从小我就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。经常，我会避开大人的目光，独自躲到某个地方望着天空发呆，遥想一些天外有天的事情。结果是越想越空虚，也越恐惧。这种恐惧感，伴随我成长，使我心神不宁，更加深了我的虚无。但是，在弗洛伊德对梦的发现中，我似乎心有所依，找到了某种存在的归属感。这不仅因为弗洛伊德通过对梦的剖析，揭示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潜意识空间，更因为他那种自我内省和自我反观的方式，教会了我一种向内观察的能力，从而通过向内求于心，逐渐找到了理解外部世界的法门。 自长沙回来后，我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，那就是来年不准备继续再考学了。这是基于两个原因，一是我的兴趣暂时转到了阅读，并通过各种阅读，知道了考学并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，人也完全可以通过自学创造生命的精彩；二是我在1986年的考试过程中，受到了某种刺激。本来，这个刺激与我毫无不相干，完全可以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但是，我却感同身受，由别人受到的不公平待遇，引起了我内心的愤愤不平。事情出在我们同一个考场上的一位农村考生身上，大家都一致认为他画得最好。可是，当成绩公布出来时，他却榜上无名。对此，他很郁闷，想去招生办问个究竟。不想，招生老师以貌取人，看他衣衫褴褛，只是轻轻瞥了一眼，完了则扔下一句“我们是招学生，不是招老师”的风凉话，气得那个农村考生面红耳赤，当场把背来的画架摔碎以后，含着眼泪忿忿离去，并发誓永远不再进考场。看着他绝望的背影，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对人生造成的痛苦与伤害，也由此对所谓考试失去了信心。 1986年下半年，我待业在家，无所事事，每天除了看点杂书，就是漫无目的地跑到街上闲逛，基本上是风平浪静。不过，转入次年，中国社会却又起狂澜，让人猝不及防。这一年，保守主义思潮重新抬头，背离改革开放的原则，再次发起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。这次运动所打击的程度，甚至比1983年更深入，已经直接波及到了权力最高层。当然，对于我们小城来说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带来的冲击倒不是很大，真正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，是配合这种反自由化在社会上展开的第二轮“严打”。正是这次“严打”，把我当时在社会上的玩伴们几乎一网打尽，独剩下我孤勇一人，也就促成了我命运的又一次转变。 我急切地要求参加工作，跟我失去了社会上的那些玩伴有关。所谓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。人就是这样，东边不亮时，就会期待西边能够亮堂起来。于是，我便催促我的父母帮我找工作，希望通过获取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，来弥补我在社会上失落的那些友情和友谊。被逼无奈之下，我父亲只好提前办了退休，而我作为子女顶替他的工作，于1987年底被邮电局录用，当了一名邮递员。 1989年，89现代艺术大展全体艺术家合影 那是一段风风雨雨、劳累奔波的岁月。尽管后来我很怀念那段工作经历，觉得那段时间的积累，为我后来了解社会底层，带来过直接的生命体验；且在不断重复的送信过程中，接触到人间百态，丰富了我的阅历和视野。但是，这是事后的回顾，就当时身在其中而言，我却是怨声载道，极为不满的。因为邮递员的工作不仅辛苦劳累，而且单调重复，容不得什么创新，更容不得半点出轨。所以，我在工作了一年多之后，便产生了极为厌倦的情绪。最后，我还是痛下决心，决定放弃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，继续自己的考学，用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。 其实，我的这个人生决定，正是我父母期待已久的。早在他们安排我学画那天起，他们就希望我能够沿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，将来考取大学走出去，远离我原来那个纷纷扰扰的生活圈。过去，都是他们强迫我，叫我学习，逼我考试。现在，看到我主动要求，并且破釜沉舟，准备背水一战，自然，对我的辞职行为，也就没加阻拦。不仅如此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在短期内提高我的绘画水平，我的父母还给我联系了我们当地的一所美术院校，即湖南工艺美术职工大学去进修。这样，我就又一次走进画室，捡起了中断一时的绘画。 1988年底，我在单位办理完离职手续后，背着画架，带着几件行李，便到湖南工艺美术职工大学报到了。学校在当时专门为我们这些进修生办了一个考前急训班，同学来自全国各地，而且大都是有较长工作经历和创作经验的绘画老将。他们来此进修的目的，就是有针对性地报考这所学校。因为职工大学有许多优势，可以带薪读书，所以，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有单位支持的老创作员来报考。不过，我已经辞职，只能是自费学习了。但尽管如此，能够与这些经验丰富的“老泡”们一起同窗，也不枉自费一次。毕竟他们大多数人的阅历都要比我丰富，绘画功底也要比我深厚，跟他们朝夕相处，耳濡目染，自然容易在各方面得以提升。 我在湖南工艺美术职工大学进修了半年多，这期间经历了许多终生难忘的事情。最令人铭心刻骨的，就是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暴，至今回想起来，仍然百感交集。当时，我正奔赴于全国各地参加艺考，但所到之处，无不被风暴所席卷，走到哪里，哪里就能碰到群情激昂的学生队伍。我这一路考学，几乎就是跟着游行队伍走完了一路。其间，我看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场景，也目睹了后来悲痛欲绝的结果…… 1989年7月，一场暴风雨过后，已逐渐恢复平静。我躲在家里，焦急地等待着考学后的录取结果。等来等去，似乎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最后，只有我所进修的学校——湖南工艺美术职工大学，向我伸出了橄榄枝。我早就孤注一掷，斩了后路，如今已没有其他选择，只有接受这个结果了。自此，我拿着这张录取通知书，告别漫漫考学路，终于步入了大学生活。当年9月，我临去学校报到前，写下了一首题为《旅途》的诗。现将其抄录如下： 这，就是我在八十年代的心理写照。许多复杂的情绪纠结在一起，像个万花筒，也像个五味瓶，有新奇，有困惑，有焦虑，有希望，有失落，有疑问，有兴奋，有疲惫……但是，今天回过头去看，却只剩下了一腔的热血。 杨卫，艺术评论家，策展人，现居北京。主要著作有《通州艺术家演义》、《没有灵魂的现代性》等。

文章来源：《江汉石油职工大学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jhsyzgdxxb.cn/qikandaodu/2020/0720/392.html